每个地方都各有龙脉，清代桂馥在《晚学斋集》有《答周书昌论山东地脉书》，对山东地势有全面的说明：“龙入山东有分水三：其一为峰之阴平岭，二为泅水之陪尾，三为芜莱之原山。过此三峡，则东岳插天矣。祖袜，岳之几案也。岳即起祖，遂多分披。其正脉转西南，经东阿、肥城，逆涕水而尽于东平，非大干安能逆此大水?若取其远势，今黄河入海处即水口也。收其近局，巨野泽即水库也。盖泰山以北之水，尽归丑艮；以南之水，尽归辰冀。其趋未坤者，惟有随龙之汶水。龙气即止于东平，背乾面巽，其水缠戌，乾元武而去，然后与大清河众水同归丑良以入海。山东地脉，起止如此。” 

 

    我国的山势到底应怎样表述?山势走向如何?是怎样划分的?科学的观点是：我国地势西高东低，以青藏高原为基点，呈阶梯状至太平洋。这种态势，早在二千年前的《史记•天官书》就作过说明：中国山川东北流，其维首在陇蜀，尾没于勃碣。

 

    我国陆地可分成三级阶梯，这三级阶梯是由东、西两列山脉呈现出来。西列山脉是昆仑山、祁连山、岷山、邛崃山、大雪山，它们从西南方向的青藏高原向东倾斜，构成一级阶梯，海拔在4000米左右。东列山脉是大兴安岭、太行山、巫山、雪峰山。东、西两列山脉之间有内蒙古高原、黄土高原、云贵高原，海拔在1000．至2000米，构成二级阶梯。东列山脉以东，有东北平原、华北平原、长江中下游平原，海拔在500米以下，构成第三级阶梯。第三级阶梯与海洋之间是大陆架和岛屿带。在宏观的地形中，各种山势并不是都由西而东。

 

    我国有东西向山脉，如北有天山、阴山；中有昆仑山、秦岭；南有南岭。我国也有南北向山脉，如北有贸兰山、六盘山；南有横断山。我国还有东北棗西南向山脉，如西有大兴安岭、太行山、巫山、武陵山、雪山；东有长白山。此外，我国又有西北棗东南向山脉，如阿尔泰山、祁连山等。这些山脉相互交织、纵横罗列，呈网格状。造成这地势的原因是由于太古时期的两次大的造山运动。一次是中生代的燕山运动，奠定了高低起伏的格局。另一次是新生代的喜马拉雅运动，产生了明显的地势高低差别。

 

     以武汉为例，武汉附近有两条山系，一条是从锅顶山到九峰山，另一条从金口到纸坊，都是东西向。这两条山系由许多小山组成，如马鞍山、磨山、喻家山、南望山、珞珈山、元宝山、洪山、蛇山、龟山、扁担山，这是九峰山棗锅顶山山系。马龙山、大军山、神山、铁锦山、公子山、鱼尾山，这是金口棗纸坊山系。根据地层分析，这些山是在不同地质历史阶段海水侵入而在水下沉积而成，平铺于海底。到了距今l亿5千万年时，长江中下游和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发生了地壳运动棗燕山动，将海底变成了群山。武汉的山比世界之颠珠穆朗玛峰的形成要早得多，后者至今不过3千万年，堪称武汉群山的晚辈。如果说风水先生尊西贬东，那是最不讲“孝”道了。因为东部的长江中下游群山比西部的高山年龄大多了！将风水先生所说的“三龙”与科学的观点比较，我们可以看到；中碱龙的是对中国山势的模糊认识，他们注意到山势之间的联系，注意到西北比东南地势要高，这说明他们具有较全面的地理知识。介是，晕种知识是不科学的全正确的的，没有真实地反映我国山势的实际情况。可笑的是，他们基于这种一知半解的地理知识，大谈山势与人事的关系，预测未来的吉凶，居然还有许多人愿意相信，这未免太愚蠢了。

 

     

      附：《龙法》

 

     龙者何，山脉也。山脉何以龙名，盖因龙妖娇活泼，变化莫测，忽隐忽现，忽大忽小，忽东忽西，忽而潜藏深渊，忽而飞腾云霄，忽而现首不现尾，忽而兴云而布雨。而山脉亦然，踊跃奔腾，聚散无定，或起勤务仗，或高或低，或转或折，或则迤逶千里，或则分支片改，或则穿田而过水，或则截断而另起。龙不易令个全见，而山脉过峡处，亦必有掩护。龙有须角颈眼，而地之结处，亦必有砂案。山脉之结美穴，亦犹龙之得明珠，二者开一不相类似，用是以龙定名，山脉直呼之曰龙脉，遂为万古不易之美称。龙脉要细嫩活泼，空落传变者为好龙。粗蠢硬直、劫煞翻花者无论矣。

 

    但是，龙脉千变万化。欲知龙穴之吉凶，先审龙脉之真伪，此为追本求末之要道。欲知真伪，先辨龙之干枝，干者大龙也，犹树之本身。枝者小龙也，犹树之枝叶。树身大者，枝叶必繁。故论龙之大小，当先取象于此。然而，枝干有大小，枝叶有横直，故龙有大干龙、小于龙、大枝龙、小枝龙、横龙、直龙等区别。名目虽多，看法当先审定其来龙之祖山，则龙脉之大小可辨，力量之轻重可知矣。审辨之法，以水源为定。大干龙必以大江大河夹送，小干龙则大溪大涧夹送。大枝龙则以小溪小涧夹送，小枝龙则以田源沟渠夹送者也。

 

    然而，审辨枝干，仅识来脉之大小与兴衰耳。欲知龙之贵贱与真假，当先看入局与入首。看入局入山，先寻水口。水口者，辰戌丑未四墓库也。四局之生旺死绝，由水口而分，下测定，即古云先看金龙动不动之法也。如水口在辛在乾是乙龙，在癸在艮是丁龙，在乙在冀是辛龙，在丁在坤是癸龙。四局既明，次看入首生旺与丰肥。从乾方入首，而形象又肥丰圆满有生气，便是到头一节，发富发贵之真龙。龙脉来得绵远者，发福亦绵远。龙脉来得短促者，发福亦短促。倘若入首与前四局生旺相反，适当死绝，反犯八煞。如坎龙坐戌、艮龙坐申，震龙坐寅、巽龙坐卯、离龙坐巳、坤龙坐酉、兑龙坐亥、乾龙坐子，乃是犯龙上八煞。任他形象丰满之真龙，皆成假矣。既受八煞之克制，轻则减富贵，重则破家绝嗣。同一前朝后拱之美地，一则入首逢生旺，官禄丁财俱旺。一则入首犯八煞，飞灾横祸频来。是则只知以形象定吉凶，不从入首处审慎详察，差以毫厘，谬以千里，遗害有不可胜言者。所以研究龙法，当以入首为前提。

 

      --〖理论与源流〗--秦汉：风水术之发生 秦代有了地脉观念。秦统一后，派蒙恬修长城，开驰道。察始皇死后，赵高矫沼逼令蒙恬自杀，当时，民间传说蒙恬之死是因为他“绝地脉”所致。司马迁在《史记•蒙恬列传》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：“恬为名将，不以此时强谏，振百姓之急，养老存孤，务修众庶之和，而阿意兴功，此其兄弟遇诛，不亦宜乎，何乃罪地脉哉?”秦代有了王气观念。《晋书•元帝纪》谈到南京地理时说：“始皇时望气者云‘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’，故始皇东游以压之，改其地曰秣陵，堑北山以绝其势。”

 

    又据《太平寰宇记》卷95记载，秦代的长水县有一座山(今浙江省嘉兴县南边)，秦始皇听术士说山上有王气，便遣发了一批死囚去挖山，囚徒们受不了劳苦，一哄而散。秦代营建了巨大的土木工程。有阳宅阿房宫，又有阴宅始皇家。阿房宫占地近300里，离宫别馆遍布在山谷，以南山为宫门，以樊川做池子，阿房前殿可坐近万人。始皇家动用70万民夫，挖空了骊山，穿透了三重息壤，规模之大，真可谓空前绝后。

 

    这两大工程的实施，说明秦代相地水平是很高的。秦代讲究墓葬吉凶。韩信年轻时，母亲死，家里穷，不能在村墓中葬母，就择“高敞地”葬母。后来他功成名就，封为楚王。又据《管氏地理指蒙》卷四记载，秦末李仲翔祖葬城纪，他三次梦见有人告诉他，葬地的山形如川字，法当战死。仲翔不信，汉初果战于狄道而死。秦人西首而葬，墓向东方，主墓道在墓坑的东端，这可能与秦园地处西睡，企图东进有关，也可能是他们有了以西为尊的观念。 西汉谈到西汉的风水术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汉代的相地知识。空前发达的地学，正是风水术产生的基础。”

 

    当先秦学者在《禹贡》中把我国的山势大致划定之后，汉代学者又在此基础之上创立了有名的“三条四列说”，它们分别是：

 

     

北条：岍——吱(陕境渭河北岸)——荆山-壶口——雷道(陕晋间)——太岳——砥柱——析城——王屋(晋南)——太行——恒山——褐石(河北) 

 

中条：西倾——朱围——乌鼠——太华(陇陕)熊耳——外方——桐柏——陪尾(鲁南)。分支：蟠家(陕南)——荆山一一外方——大别(鄂皖境) 

 

南条：衡山一一衡山——敷浅源(庐山)

 

第一列：岍——碣石(即北列)

第二条：西倾——陪尾(即中列主干)

第三条：蟠冢——大别(即中列分支)

第四条：岷山——敷浅源(即南条) 

 

    这些山脉正是后世风水师所说的龙脉。

 

    汉代对地理概念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。《尔雅》有《释地》《释丘》《释山》《释水》，都是解释地理现象的，如“下湿曰隰，大野曰平，广平曰野，高平曰陆，大陆曰阜，大阜曰陵、大陵曰阿。”

 

   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西汉的《地形图》《驻军图》《城邑图》，图中已能清楚地表示出山脉、山簇、山峰、山谷、河流，并且比较精确。

 

    汉代虽然有了丰富的相地知识，但毕竟还是缺乏科学性。人们的迷信思想仍然很严重，对地理现象缺乏正确的认识，这种状况很容易滋生风水观念。

 

下面，让我们再来看看汉代的风水术发生。

 

    汉初励精图治，术数不兴。但也有术士，汉文帝时，有个叫新垣平的人自称能望气，说长安东北有五彩神气，好象人戴的帽子。文帝居然相信了，就在渭河边修了个五帝庙，用以祭五帝，用大堆木柴燃烧，新垣平说是天上降下来了光辉，文帝一时高兴，封他为上大夫。后来有人揭发新垣平，文帝知道上了当，就杀死了他。

 

    汉武帝时，司马迁不相信风水，他游江淮，上会稽，探禹穴，窥九嶷，浮于沉湘，北涉汶泗，走遍了名山大川，但他在《史记》中不讲风水，当时也不兴风水。

 

    但是，汉武帝时有了家。《史记•日者列传》记载汉武帝聚会占家，问某人可娶否，堪舆家言不可。这时的堪舆家不是风水师，而是上观天文，下察地理的占候之士。

西汉称相地为形法。(见名称考证)

 

    西汉又有了“讳西益宅”，“讳被刑为徒，不上丘墓”。说明风水观念已经开始萌生。

 

    就在西汉，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唯物论者杨王孙，他坚决反‘对厚葬，连薄葬也认为不必要。《汉书•杨王孙传》记载了杨的一篇书信，杨说：“夫厚葬诚无益于死者，而俗人竞以相高，靡财弹币，腐之地下。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，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!且夫死者，终生之化，而物之归者也。归者得至，化者得变，是物各反其真也。使归者不得至，化者不得变，是使物各失其所也。……裹以币帛，鬲以棺椁，支体络束，口含玉石，欲化不得， 为枯腊，千载之后，棺椁朽腐，乃得归土，就其真宅，由是言之，焉用久客。”他在临终前，嘱咐儿子，将遗体脱光，装在布袋，入地七尺，下葬后将布袋取出，让裸体与土挨在一起。他的儿子和亲友不忍心这样做，杨反复疏通他们的思想，终于得到裸葬。杨王孙的葬事惊动了社会，有人斥为异端，有人大为钦佩。可是，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，没有人愿意效仿他。从唯物论的观点看，杨王孙是第一个“吃螃蟹”的人，值得推崇。

 

   东汉东汉民风很重视丧葬。时人王符在《潜夫论•浮侈篇》指出：“今京师贵戚，郡县豪家，生不极养，死乃祟丧，或至金缕玉 匣，{木需}梓姬楠，多埋珍宝偶人车马，造起大家，广种松柏，庐舍 祠堂。务崇华侈。” 

 

    重视丧葬，必然导致风水观念的发生。王充在《论衡》中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风水忌讳，读者不妨去读一读其中的《薄葬朋四讳》《调时》《讥日》《卜筮》《辨祟》《难岁》《诗术》诸篇，从中可以对东汉的风水习俗作比较全面的了解。

 

   据应助的《风俗通义》卷九，汉代汝南地方有个姓彭的墓上立有石人石兽，有个人不小心把一块点心遗失在石人旁，于是有人情口开河说石人能治病，才有人送点心给石人。此话一传开，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供奉石人。这说明民间具备了接受风水观念的温床，形成了一种风气。

 

   《后汉书》记载了东汉有关风水的故事。《郭镇传》说顺帝时，河南人吴雄少时家贫丧母，不选择土地，也不选择时间就把母亲埋了，巫士都说吴雄将来要被灭族的。但是，吴雄和他的儿子、孙子都官至廷尉，没有凶祸。

 

    又有相信风水而大贵的例子。《后汉书•袁安传》记载，袁安的父亲死后，他的母亲要他去访求葬地。袁安在路上遇见三位书生，书生们指着一块地说：“葬此地当世为上公”。袁安照此办了，后来果然累世隆盛。

 

    东汉末年，江东豪强孙坚的父亲死了，四处访寻葬地。有个异人对他说：“你是想当百世诸侯?还是想当四世皇帝?”孙坚说想当皇帝。异人乃指一处，孙坚按照异人指的地形埋葬了父亲。当时富春江有沙涨暴出，又有异人说：“此沙狭而长，子孙将为长沙矣。”后来，孙坚任长沙太守，他的后代孙权至孙皓四世称帝。这个故事，可能是风水先生后来杜撰的。

 

    还有因相信风水而倒霉的例子。桓帝时，汝南陈伯敬小心谨慎，行必矩步，坐必端膝，呵叱狗马，终不言死，起居讲究规范，从不触动忌讳。后来，他一直没有得到官运，反而因女婿不法，被太守邵夔怒而杀死，成为时人的笑料。

 

    东汉时兴镇墓文，即在墓地撰文，让死者安逸，活人得福。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简文中有镇墓文云：“江陵丞敢告地下丞”“平里五大夫张偃敢告地下主”‘上天苍苍，地下茫茫，死人归阴，生人归阳。生人有里，死人有乡。”民间有了明间观念，东汉阮璃《七哀诗》云：“其其九泉室，漫漫长夜台。” 东汉的高雅之士都不信风水，前面提到的王符、王充、应劭都是抨击风水的。政治上主张开明的东汉党人懂得风水，但不讲究风水。据冯梦龙《古今笑史•塞语部》记载：“徐孺子，南昌人，与太原郭林宗游，同稚还家。林宗庭中有一树，欲伐去之，云‘为宅之法，正如方口，口中有木，困字不祥。’徐曰：‘为宅之法，正如方口，口中有人，囚字何殊?’郭无以难。”徐和郭斗智，郭最后没有砍树，任其自然。

 

 

    但是，东汉士人对居住环境还是很讲究的。《后汉书。仲长统传》记载仲长统对住宅的要求是“使居有良田广宅，背山临流，沟池环币，竹木周布，场圃筑前，果园树后。”背山临流，前有场圃，这正是风水术对阳宅的基本原则。

 

    东汉的风水观念对后世有很大影响。如徐孺子说的“囚”字，风水家视为大忌，盖房不能先修围墙，修房不能没有通路，墓地不能闭得太紧，否则，这都会犯囚字禁。又如“犯土”，民间营建宅舍，小遭疾厄，就说是“犯土”。考察“犯土”忌讳之源，出自东汉。汉安帝时，皇太子惊病不安，宫里的人都说是因为修缮圣舍日才触犯了土禁。这个说法传到民间，就有了“犯土”之说。

 

    由此可见，东汉是风水术发生的时代，民间有了风水之习浴。